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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逐鹿:正行正念亦当知止

           

商海逐鹿:正行正念亦当知止 

                               张华强

     公众微信号《商坛论衡》  

电视连续剧《大秦赋》的跨年热播似乎并没有引来多少好评,编剧对暴秦形象的“颠覆”受到了不少质疑。不过,其对吕不韦形象的塑造多少还是可以给人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尤其是对商界大佬们而言,即使有正当的述求,也不可自以为是或者任性;那不仅在客观上会带来资本的无序发展,而且在主观上也暴露出自己的人性劣根。与其不得善终,不如及时“知止”,否则就会走向正当述求的反面。

正行正念并非唯我独尊

仅仅从“物勒工名”质量管理制度的落地来看,吕不韦对大秦统一天下的军事准备及相关铺垫应当是尽心尽力的。然而对于秦王嬴政加冠亲政问题,在其他各方势力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设法将其推迟两年,由此造成的宫斗加剧则是一个败笔。即使这对克服年轻秦王的盲动有好处,然而自己对摄政专权的毫无收敛则为被赶下历史舞台留下了一个坑。这对于企业的创始人带来的警示是,千万不能把自己过去的贡献当做别人无法取代的包袱。

如果说创始人过去的贡献确为正行,那么一旦与正念错位就会成为两面人。在传统文化中,所谓的正行有两种:一种与职位无关,比如无论是否手握权柄都心系天下;另一种则与职位密不可分。按照“名正言顺”的说法,只要身居高位,掌握实权,那么由其明令采取的行动当为正行,似乎只要“名正”就能“行正”。将“行正”与“名正”挂钩,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正行正念的错位。除了体制内的假公济私,在不同的体制之间或者体制内外,也会出现一些误判。体制内的人如果以“名正”证明“行正”,对执行一刀切,自以为这就是正念,那可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下级或者体制外的人如果试图以道义的高地挑战某种监管,昭示自己的做法属于正行,这样的正念就值得怀疑。

正行正念本身需要与时俱进,昨天对历史的促进未必代表今天的行为必然符合社会主旋律。有道是人不能再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随着形势的变化,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成了谬误,正行正念同样如此。历史上的吕不韦的确是个奇人,他不仅善于谋划,而且能够坚定实施,表现的沉稳牢靠。但是在电视剧《大秦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嬴政加冠问题上担心宗室势力压过自己的想法就难言正念;随着势力的坐大以及羋氏家族被嬴政招揽,吕不韦的应对竞左支右绌,力不从心,就连正常政务活动的正当性也受到了怀疑。比如兵器精良、府库充实本来是好事,却被李斯解读为他不应当阻碍秦王亲政东出的一种证据:既然军需有保障,为什么按兵不动?

正行正念不具有排他性,不要低估别人的智慧。正行正念一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当然也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同时也需要鼓励、认可乃至支持别人的正念正行。尽管对真理的认识有先后的不同,但也应该看到,由于人们所处境遇的不同,人们的正念正行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不能以自己表达地更到位而排斥他人。吕不韦在没与嬴政沟通的情况下,由赵姬以天象异常、乱贼丛生为由,宣布让嬴政推迟两年亲政,嬴政虽然不便公开反对,但抵触是刻骨铭心的。吕不韦忽视了这一点,显然是小觑了其能量。实际上,嬴政处于虚位的近十年时间里,并没有像诸多庸常君主一样任性玩耍享乐,其东出之心日增;这与吕不韦的努力并不矛盾,吕氏完全可以成就后来萧何那样的美名。

优势当资本将走向反面

我们常说成功的经验不可到处乱套;这不仅是在空间上是如此,在时间上对自己也是一样。否则过去的成就或者优势可能就会走向历史的反面。既然正念正行不具有唯一性,那么对于成功人士而言,不仅需要学会包容,而且需要善于提携。历史上的范蠡被誉为功成身退的典范;然而其后来成为商圣表明,身退并非无所事事,关键在对于正念正行的调整;与自我膨胀相对应的应当是低调与回馈社会。

一般说来,正念正行当有正果;然而对正果的理解有不同,成功更有程度的不同。如果把互联网大佬当做成功,那么即使确有正果,其与是否具有正念正行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即使不考虑鱼目混珠的情况,在互联网领域具有正念正行的辛勤耕耘者并非都能获得大佬级别的地位。在一位互联网大佬的异军突起的背后,不知有多少正念正行的辛勤耕耘者在为其做铺垫。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是时代成全了马云;马云应当感恩于时代,感恩于“蚂蚁雄兵”而不是真的以为马云能够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吕不韦作为一个大商人无疑是成功的,在嬴政即位尚没有亲政之前,位居相国,尊为仲父,裁决政事也没有宣称历史进入了吕不韦时代。这表明他尚有自知之明,意识到没有秦王自己就难以在秦庭立足。

应当承认,有正念正行而后知止,与迷途知返不同。后者当有悔悟,有羞耻之心的唤起;前者则具备相当一部分人认可的基础。之所以需要知止,是不能以偏概全,把未必能够得到认可的东西也拿出来炫耀,哗众取宠将适得其反。郎朗作为一名世界著名的钢琴家,艺术造诣颇高;然而他似乎喜欢炫耀妻子的身材甚至在妻子怀孕期间以其不显肚而显摆。这就招致网民嗤之以鼻,不乏一些谴责以至于一家权威媒体撰文《怀孕不显肚,才算得上''完美孕妇''?》予以批评。吕不韦组织编撰《吕氏春秋》成一家之言,的确在历史典籍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如果以为的君王治理天下,只要遵照《吕氏春秋》的说法去做就可保无虞,那难免会引起包括李斯在内的当时其他流派传人的反感。

更有甚者,以自己所得“正果”仗势欺人,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地方叫板,那将显得不自量力。互联网平台能够做到一定规模,应当是获得了相当的优势;但是在线下发展时如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乃至用补贴的方式“内卷”,那就是在进行不正当竞争,难免会被监管部门规制。这表明一定的正果优势都是有时空领域限制的,超过了这个界限,无论是仗人势、仗己势还是仗彼势,在此处无视规则横行,都会受到反弹。这反过来又验证了其正念与正行的脱节。比如吕不韦不愿在私生活中与太后有染,虽然算是尚有正念,但是将嫪毐以假寺人献给太后,就谈不上什么正行。没想到嫪毐仗着太后的宠爱胡作非为,势力和野心越来越大,直至谋反。嫪毐受到诛杀不说,吕不韦也失去了人心。

化作春泥更护花须较真

在儒家文化中,对知止的理解是与至善联系在一起的,叫做“止于至善”。这表明知止离不开追求至善的理想支撑;同时也表明其中有修身的至善与特定事业的至善的区别,对于宏大事业的至善,往往无法以一己之力在有生之年得以实现;需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修身的至善并非消极避让,完全可以在后浪推前浪中乐见后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之上,保持正念正行的一致性。

在基业接力中有所不为有所为,贵在当好人梯。基业本身也存在着有所不为有所为的课题,即聚焦核心竞争力,防止天下通吃的膨胀。而作为传承人不能只是将基业成败系于自己一身,需要储备人才,培养好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领军人物。要想在这方面有所为,那么在自己在原本可以为甚至善于为的情况下,也需要有所不为,即不能事必躬亲,为别人提供别人展示才干的机会。吕不韦所谓奇货可居,实际上是一种对人的投资,而不是把自己当做“奇货”。然而在嬴政的父亲成功上位,自己位极人臣之后不仅套利套现,而且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天下一统正确路线的唯一代表,实际上已经沦为嬴政当即东出的障碍。假如他及早调整好人梯的角色,也不至于陷入零和博弈无法两立的困境。

如果选择急流勇退那就应当较真,在让贤中避免因为恋栈而产生干扰。与马云的主动退休不同,吕不韦的辞相是出于无奈;然而无论是主动的急流勇退还是有被动的不甘,都应当是真退、全退而不是故作姿态。如果说商圣范蠡的弃政经商属于此退彼进,但人家并没有利用过去的职务便利。而马云“退休”后对金融监管的炮轰虽然是在以联合国官员的身份发声,实际上是站在企业家抑或资本家的角度说话,只不过自以为退休可以放开顾虑;这根本不是知止而是试图进行更大地布局。吕不韦辞相回到了河南封地,可是与他做丞相时收养的门客们依然有着密切的来往,纵论天下大事,楚、赵、韩、魏、燕、齐六国竞相聘请。这显然构成了对秦王政的干扰乃至威胁,无论有什么正念都难得正果。

即使是在利用“余热”护犊,也需要警惕好心办坏事。如果说吕不韦对秦王加冠力主待其心智更加成熟,以适应东出竞争的残酷性,是在护犊;那也应当考虑自己作为外客所可能带来的误解与冲突。至于在让贤之后,那就应当乐见继任者在风浪中成长,而不是想当然的替他们进行顶层设计。即使在继任者难以支撑的时候,也不能心存自己可以为其提供一个避风港的幻象,以至于悖离正念正行。有研究者指出,退休之后的马云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的放炮,主要目的还是要给蚂蚁抢肉吃,多少有点恃宠而骄的意思。虽然这种护犊与随之而来的蚂蚁上市被叫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确实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彼此的贪婪,恰恰证明监管力度的加大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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