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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算计的正当把控人工智能走向

从算计的正当把控人工智能走向

     公众微信号《商坛论衡》

最近看到一篇讨论智能开发的文章,认为智能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计算与算计两个部分;这对于企业管理如何把控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利用不无启发意义。一般而言,人工(机器)智能擅长客观事实(真理性)计算,人类智能优于主观价值(道理性)算计。如果说计算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么算计则涉及人性,存在着一个是否正当的分水岭。这就表明,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正当管理都必不可少,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以正理企对人工智能的把控

计算科学与算计人性化有别

从资本的逻辑来看,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创新动力,都始于算计。即通过严格的计算,以技术创新的方式将投入降至最低,将收益最大化。资本当然可以乐此不疲,只不过在计算的科技成果(包括人工智能)面前,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算计掩盖了起来。而在企业管理中,不能仅仅以特定资本的意志为转移,还要兼顾环境、劳动者乃至相关资本方的承受限度,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如果说后者也是一种算计,那则是正当的。

人工智能作为计算科学的发展方兴未艾,虽然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至少在目前有自己的局限性。从商品与服务的提供来看,机器人只能替代劳动可重复的言行;以哲学的语言来表述,人工智能只能替代“同”,难以替代劳动者的察异活动,遇到与算法差异之处连“蒙圈”都不会。尽管在成熟劳动里,替代的可重复言行较多;但是随着认识的深入,对劳动者的探索、试错的重复在经济上并不合算。换句话说,人工智能可操作的都是必然现象,而劳动者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则有很多偶然因素。比如外卖平台对骑手送达的时间控制算法,多是根据地图进行理论计算;而骑手则面临着雨雪突降、交通堵塞乃至交通工具故障等等偶然事件的叠加。管理者显然不将智能算法简单的作为管理的依据。

通过管理提高效益当然也需要计算,甚至需要精算;然而管理活动除了数学部分之外,还由非数之学部分构成。随着人工智能的介入,使得利益主体本来就多元化企业结构又增加了一元,人机矛盾的形成难以避免。在原已存在的多元冲突以及新的人机矛盾中如何取舍,就属于管理者的算计课题。尽管算计在这里是一个不带褒贬的中性词,但是管理者如果站在强势者一边,对弱势者进行压榨;或者利用种种冲突与矛盾的存在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就涉嫌不正当。管理者也是多元化中的一元,自己特殊利益有正当的实现途径;如果以牺牲或者损害其他主体合法利益的方式进行管理,即使以科学的方式实施,那也是在进行不正当管理;以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同样如此。

如果说未来的时代的确是智能时代,那么在企业管理中,人工智能的计算与管理者的算计至少是一种并存的关系;无论科学怎样发展,人性难以改变。对管理者来说,科学管理与正当管理的要求应当并行不悖;两者的结合就是以正理企。在这样的前提下,还要考虑相关利益主体尤其是劳动者的接受或者适应程度,善于进行技术管理。在各种偶然性难以排除情况下的工作,有些适合人做,有些适合机做,有些适合人机共做,有些适合等待条件成熟后再做,如何确定这些分工及匹配很重要,需要警惕管理科学的失衡。考虑人、环境的波动,单纯的依靠特定的人工智能软件、硬件进行价值判断,那就好像是在刻舟求剑、盲人摸象、曹冲称象,反而会造成失算的困境。

计算难解算计的正当矛盾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那是相对于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而言的;即使人工智能会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也难以跳出道义拐点的轮回。用专业术语来说,作为计算基础的数学只是一种解决哲学上being”(是、存在)的学问(如1/22/44/8……等价、包涵问题);它远远没有、甚至也不可能解决“should”(应、义)的问题。况且人工智能难以消解自身存在的缺憾,且不说形象思维逻辑化的悖论,测不准的规律也难以从根本上予以突破。

不能忽视的是,尽管存在着普世价值,但是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所谓管理正当常常会陷入两难的道德困境一些简单的伦理规则往往难以实现比如应该帮助处在困难中的人,这就是一条很难(遵守者极容易上当被骗)操作的伦理准则。要想保持企业活力就要使组织远离平衡态,必要的改革意味着要打破既定的利益格局,即牺牲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一部分的既得利益被牺牲是否正当,管理者在其中是否籍此排斥异己,是否含有打击报复的成分等等,人工智能很难裁决。既然伦理对人而言还是一个很难遵守的复杂体系,寄希望于人工智能“合乎伦理设的计算”则很可能是黄粱一梦;对于AI这个工具而言,合乎伦理的设计往往是理想化成分多于科学成分,科幻成分多于真实成分。

以科技计算的结果简单的作为实施管理的依据,还会产生新的正当性问题。如前所述,人工智能的计算只能解决必然的因果关系,比如“无之必然”,而在实践中则存在着“无之未必然”的情况。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导航行驶记录仪”掉线处罚,导致河北一货车司机感到冤屈服药自尽事件。《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规定,认定行驶记录仪“掉线”就是司机故意所为,一定是在掩盖违规驾驶行为。实际上,除了司机故意关闭,记录仪质量不过关或者出现故障,网络信号不好等等都可能导致“掉线”。相关检查站根据上级规定与“掉线”现象存在就处罚虽然是职责所在,但也提出了深度识别的课题。这位货车司机以死明志,遗书表明就是希望用自己的死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即使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工具是成熟的,也存在着人的运用是否正当的分野,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往往有不同的取舍和看法。2021年年初全国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提供的资料表明,各地有一些“电子警察”设置不合理,有的平均每天抓拍“违章行为”1359起;与此相对应的是,2020年全国交通罚款总额3000亿元左右,其中存在着“逐利执法”的现象。这种批评或者指责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或许有点冤,因为在驾驶人员中对交通规则的执行意参差不齐,在没有警察现身的路段往往随意行驶,交通隐患确实多。另一方面,在人流、车流较少的地方设置“电子警察”,又不易被驾车人员察觉,就有“钓鱼执法”之嫌。毕竟在近几年315晚会上,将智能管理手段成为牟利工具的算计案例并不鲜见。

在以正理企中领航智能走向

对于解决计算带来的算计难题,有研究者建议建立一个计算计(计算+算计)系统,以实现人的算计(经验)与机的计算(模型)有机融合;并举例说太极八卦图就是一个典型的计算计(计算+算计)系统,有算有计,有性有量,有显有隐,计算交融。这其实是一个用科学来解决科学带来问题的悖论,难以超越算计正当与否的博弈。客观的态度应当是改善对管理创新与对创新活动的管理,以人为本,在以正理企中领航智能走向。

应当承认,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企业理应抢占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制高点;这也是以正理企之“正”的应有之意。其“正”含有掌握规律与享有主导权的内涵,绝非空谈道义。如果说all-in人工智能是危险的,那么支持人工智能则是必要的,必须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持开放态度。只不过这并非对人工智能特别偏爱,而是及时认可对于提高效率、提升管理科学性的阶段性成果;在为人工智能的开发、使用提供保障的同时,绝不将其作为挂羊头卖狗肉之类的标签。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成本高于传统人工,或者虽然成本相当但在给服务对象带来的体验不及传统人工时,还是应当以后者为主。事实上,现有人工智能远不是创新活动的终止,对人工智能解决不了的创新思维还是应当坚持以人为本。

即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专家所钟情的人机融合系统能够投入使用,在以正理企中对价值观的坚持依然不能松懈。因为人、机两者智能的核心都在于变,因时而变、因境而变、因法而变、因势而变,对融合结果的二次价值判断将长期存在。既然智能化是通过人的算计促进机器的计算,那么当计算能够颠覆算计的不正当性时,可以侧重人工智能。比如在智能审核中条件符合就予以通过,可以避免审批时的权力寻租。当算计有可能亵玩计算时,应该侧重于传统岗位人的职责和职业操守。当计算的便利算计道德风险约束难度相当时,则需要统筹兼顾。甄别取舍中离不开以正理企。以正理企应当坚持长期主义,不忘初心。在宏观上防止颜色革命,在微观上则需要防止利益输送而导致的企业塌陷。

不难设想,人工智能可以从体力劳动的解放提升到脑力劳动的解放,不过唯一的例外是需要排除对管理者的解放智能技术的推广虽然有助于管理者摆脱繁琐的事务性的工作,然而如果以为智能化就是自动化,一切听任人工智能算法的输出结果,那就会回到工业化初期监工者掐着秒表来评判员工动作的老路上去,重蹈忽视人性的老路,而且会掩盖管理者的不正当算计。既要防止人工智能在管理方面对人的异化,更要防止管理者对人工智能成果的异用及时纠正不正当利用。这涉及到对管理者人性的假设,即管理者(包括执行者)在算计方面是个智慧人:只有监督复核力度足够强大时,他们才会践行科技向善;否则就会像特斯拉特斯拉“刹车失灵”那样不停地以软件优势推卸责任,受到舆论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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